曾经引领世界长达数百年的欧美优配送，那套让它们强大和富裕的“玩法”，似乎正在失灵。
而这个变化的漩涡中心，几乎所有指针都指向了中国。
要搞清楚这事，我们得把时间线拉长，看看游戏规则，到底是怎么变了天。
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西方世界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世界之巅。
在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前，欧洲在亚欧大陆上更像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。
当时世界的财富中心在东方，中国的丝绸、瓷器和茶叶是绝对的硬通货。
展开剩余91%就像历史学家伊恩·莫里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，衡量文明的尺度有很多，而当时东方在生活品质和经济体量上，无疑是领先的。
真正的转折点，源于大航海时代。
这不仅仅是一场地理探索，更是一场全球资源和财富的重新分配。
通过建立殖民地、开拓航线，欧洲国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
这第一桶金，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提供了燃料。
英国军事史学家杰弗里·帕克曾直言不讳地指出：“在很大程度上，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。”
这句话点出了那个时代“先发者”利用不对称优势，快速建立主导地位的残酷现实。
工业革命一声炮响，更是给西方世界装上了超级引擎。
机器化大生产带来了效率的指数级提升。
当蒸汽机在曼彻斯特轰鸣运转时，它们生产出的棉纺织品需要一个足够庞大的市场来消化。
当时的中国，拥有数亿人口，自然成了那个“人类史上最大的单一市场”。
这种早期的全球化，让西方率先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跃迁，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，将这种技术代差和工业优势，牢牢攥在手里。
二战之后，直接的军事殖民时代结束了。
但西方的优势并未消失，而是升级成了一种更高级、更文明的形态——技术、资本和规则的垄断。
说白了，就是“我来定规则，你来玩游戏”。
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，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。
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通过印钞，向全世界“征收”铸币税，用一张张绿色的纸片换取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。
而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等机构的建立，则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了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标准。
这套体系最核心的利润来源优配送，是技术垄断。
当你能生产一种别人无法制造的东西时，定价权就完全在你手中。
这在过去几十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比如，在航天、高铁等尖端领域不可或缺的芳纶纸，美国杜邦公司曾一度将每公斤成本几十元人民币的材料，在中国市场卖到数千元的天价。
再比如荷兰ASML的光刻机，一台先进的DUV光刻机售价动辄上亿欧元，其利润率高得惊人。
他们占据了产业链的顶端，从事研发、设计、金融和品牌营销，而将高能耗、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。
这个看似完美的财富闭环，让西方世界度过了一段黄金岁月。
这个看似完美的闭环，却在全球化浪潮中，迎来了一个最大的变量——中国。
2001年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，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。
中国并没有满足于永远待在产业链的底端，只做那个“世界工厂”。
而是利用这个机会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、速度最惊人的工业化和技术追赶进程。
这个过程，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：“产业粉碎机”。
一开始，是从服装、玩具等低端制造业开始。
当中国制造占据全球货架时，许多国家的同类产业开始萎缩。
但这只是开胃菜。
真正的冲击，发生在中国向中高端产业进军之后。
光伏产业是个典型的例子。
十几年前，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光伏产业如日中天，技术领先、补贴丰厚。
但随着中国企业的入局，凭借着强大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和规模优势，几年之内就把光伏板的价格打成了“白菜价”，直接把欧洲的同行们打到“熄火”。
如今，全球超过80%的光伏产品来自中国。
紧接着是造船业。
曾经的霸主是日韩，但中国船企凭借更快的交付速度和成本优势，在LNG船等高端船舶领域不断突破。
根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最新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造船业的新接订单量、手持订单量和完工量三大指标，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。
现在，战火烧到了汽车产业。
当欧洲还在为燃油车的未来摇摆不定时，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已经“换道超车”。
比亚迪、蔚来、小鹏等品牌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，还大举进军欧洲。
你甚至可以在德国慕尼黑的街头，看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广告牌，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
前段时间有个新闻，欧洲某国投资数百亿欧元的“本土希望”电池厂项目，最终却发现产线设备、技术图纸甚至培训工程师都来自中国，最后项目难以为继。
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产品竞争，而是整个产业链生态的整体优势。
这种冲击的本质是什么？
是中国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，把一个个曾经高高在上、利润丰厚的“暴利”行业，变成了充分竞争、价格透明的“平价”行业。
当芳纶纸我们自己也能生产后，杜邦的价格就从几千块降到了几百块。
当盾构机我们能自己造了，国外的报价就从几亿美元自动降到了几千万美元。
当中国企业也能造出中低端光刻机，并向高端发起冲击时，ASML也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对于全球消费者来说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因为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。
但对于那些曾经依赖垄断利润维持高福利的西方国家来说，这无异于釜底抽薪。
他们的“财富密码”被破解了。
这就解释了我们开头看到的矛盾景象。
一方面，德国的大企业离不开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和完善的供应链，朔尔茨必须带着CEO们来“稳住生意”。
另一方面，美国的部分政客则感到恐慌，因为他们发现，过去那套通过技术封锁和关税壁垒就能轻松“躺赚”的日子，一去不复返了。
于是，“脱钩断链”、“去风险化”等口号应运而生。
这并非主动的战略选择，更像是一种面对激烈竞争时的应激反应。
欧美社会内部正在经历的阵痛，也与此息息相关。
产业空心化导致大量中产阶级岗位流失，贫富差距拉大。
法国的“黄背心”运动、美国多地出现的“零元购”治安恶化，背后都有着深层的经济原因。
当蛋糕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轻松做大时，如何分配存量蛋糕就成了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。
美国的国家债务已经逼近40万亿美元大关，每年光是支付利息就是一笔天文数字，这背后也是其产业竞争力相对下降，不得不依赖金融霸权维持运转的体现。
当然，说欧美就此“断崖式衰落”还为时过早。
它们在基础科学研究、顶尖品牌、全球金融体系等方面，依然拥有深厚的积累和巨大的优势。
但不可否认的是优配送，那个由它们单极主导、轻松定义全球分工的时代，正在走向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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